从上海到北京承前启后各展风采

北京中科白癜风医院医生 http://baidianfeng.39.net/a_ht/210716/9192457.html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文/本社记者高波

“你们《民主与法制》不是在上海吗？你怎么在北京？”刚刚从部队转业到民主与法制社的我，时常会被老战友这样问得一脸懵懂。

“你那是老黄历了，《民主与法制》早在三十年前就迁到北京啦！坐下来，我来给你讲讲这些年的故事。”

细数迁京三十年的过往，我们一步一步走得坚实有力。

西城区兵马司胡同63号

胡同办公

40年中，民主与法制社的社址几经变更，也难怪人们会弄错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末，《民主与法制》起步于上海，从华东政法大学东风楼，到上海市淮海中路弄7号，再到赤峰路号，上海十年为《民主与法制》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上海的弄堂，到了北京，就称之为胡同。

迁京后的三十年里，民主与法制社的办公地点似乎总是在胡同里打转转。

年年底，按照中央宣传部门的要求，《民主与法制》总社迁入北京，落脚点定在了二环里的东四十条号的大院里。这个院子成了《民主与法制》迁京后的首处社址。

两年后，民主与法制社北京编辑部的队伍逐渐扩大，为了满足办公需求，搬到了当时车公庄的展新小学校区，从平房升级到楼房。那是一栋二层小楼，米白色的外墙。虽然深藏于居民区，但从未影响到编读往来的热情。

民主与法制社的再次搬家是在年，西北二环里的新街口航空胡同32号成了新社址。与以往不同是，这座平方米的独栋小楼，已经属于社里的固定资产。

在世纪之交的最后一年，民主与法制社随中国法学会一同搬进了西城区的兵马司胡同63号，这一呆就是16年。直到年年底，才随中国法学会搬到了如今的皂君庙4号院。

虽然社址一直在变，唯一不变的是我们对民主与法制的追求。

为什么总是在搬家？是因为我们的队伍不断在壮大，事业不断在发展。

年，杂志迁京后，上海，北京两地同志交流工作

两地合作

迁京伊始，《民主与法制》由新到任的社长沙洪和总编辑王树人执掌重任。然而，这个担子并不好挑，一切从零开始的现实摆在两位领导面前。

有了社址，还得有人。从上海到北京，不是谁都愿意来的。无奈之下，北京杂志编辑部只能重新招兵买马了。

作为初建时期负责人的刘巍回忆道：“先期组建北京杂志编辑部的，其实只有张所菲、冯慧、朱克辛、马利、黎伟华等几个人。采编工作由上海和北京两个编辑部共同完成，而出版印刷还是在上海。按照当时的计划安排，《民主与法制画报》仍然留在上海。”

两年以后，杂志编辑部已经基本成型，采编队伍得到成长和壮大，张建华、于昕、呼满红、阮莹、崔勃、李爱芹、李伟红等都是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业务骨干。编辑、出版和印刷三块业务都调整到了北京，并开始采用当时先进的激光照排系统完成杂志的后期制作。鉴于当时上海对报刊行业的优惠政策，《民主与法制》的发行工作还是依托上海发行局，直到年，才将主发行局改为北京。

“那时候，大家都很年轻，朝气蓬勃的，既有压力，又有动力，工作起来干劲十足。”资深编辑李爱芹回忆道。

年，王厚德接棒社长重任，倪振梁、朱克辛、赵晓谦任副总编辑。这一时期，《民主与法制》发生了两项重大变化，杂志的刊期从月刊改为了半月刊，《民主与法制画报》更名为《民主与法制时报》。

香港回归的年，王强华受命担任民主与法制社总编辑。

彼时，杂志的经营状态保持了较好的势头，月发行量达到46万份。那时的稿件来源除本社记者采写以外，还有许多稿件来自社聘的特约记者。

比如当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已经颇有名气的记者阿计，便是这样来到了《民主与法制》，从一名社外的特约记者变成了本社的专职记者。

此时，《民主与法制》的杂志和报纸仍然分置两地，总社领导号召北京和上海的两个编辑部相互间要多走动，加强联系交流。

于是，便有了“今年北京编辑部去上海过年，明年上海编辑部在北京过年”这样“走亲戚”般的热闹场景。

“那时候，上海的同志们来，总是能带些有意思的礼物，比如鲜美的大闸蟹、精美的小折扇、华丽的长丝巾等等；北京同志的招待也很丰富，吃吃烤鸭，看看话剧，爬爬长城，一片和谐温馨的气氛。”资深编辑崔勃对于那时的情境记忆犹新。

社里有一张老照片，记录了上海、北京两地工作人员一同畅游长城的热烈景象，人们背靠烽火台，或坐或站，努力地挥舞着双手，热情地欢呼着……

在加强交流的同时，《民主与法制》发挥两地优势，扬长避短，各显神通，大大促进了这一时期的业务工作。

年，《民主与法制》年轻的记者们

招兵买马

年，新一任社领导集体接印上任，胡永朝任社长，李明信接任总编辑，同时成立中共民主与法制社党委。

市场经济体制下报刊业的发展困局，让社党委一班人意识到，必须进一步强化采编队伍建设，主动出击，赢得先手。为此，杂志编辑部成立采访部，连继民任主任，刚刚招聘入社的王健、侯兆晓成了采访部的重要力量。

为了拓展信息渠道，提升采编素养，连继民经常代表编辑部联络《三联生活周刊》《中国新闻周刊》等国内知名媒体，以召开座谈会的形式，相互交流经验。

举步维艰的《民主与法制时报》于年，也迁入北京。民主与法制社化零为整，决定重整旗鼓，整合优势资源，积极开拓市场，在不断摸索中寻找新的机遇。

在随后的几年里，经历了数次改革和调整，《民主与法制时报》逐渐稳住了步伐，走出了经营谷底。

采编工作、人才队伍的梯次配置和能力培养至关重要。

近年来，社党委为使人员配备更加合理，集中引进了李天琪、王涵、张志然、孙洁、张露等一批年轻人，增加采编队伍的活力，为民主与法制社添入新鲜血液。

经过7年的磨砺，她们都已成为社里的中坚力量。除了张露调任办公室，其余四人加上更早入社的刘瑜，被刘桂明总编辑冠之以“五朵金花”名号。

年，上海，北京两地工作人员畅游长城

守成创业

年5月，按照中国法学会党组的安排，周占华、刘桂明分别被任命为民主与法制社常务副社长和《民主与法制》杂志副总编辑。一年的任职试用期结束后，周占华被任命为民主与法制社党委书记、社长，刘桂明被任命为《民主与法制》杂志总编辑。

在经历了十年的苦心经营、十年的艰难探索之后，《民主与法制》杂志完成了由半月刊到旬刊、再到周刊的终极转变。

社长周占华在主持全面工作的同时，重视记者站的制度建设与规范管理，加强经营运作能力，杂志和报纸的发行稳步攀升，在法制类报刊中名列前茅。

总编辑刘桂明强调利用媒体平台效应，在政法领域精准发力，积极开展互动。通过与政法机关、律师机构、高等院校等主体联动，拓展人脉渠道，增强杂志影响力。在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同时，强化品牌建设与推广。通过杂志选题的聚合作用完成线上的理论交流；借助开展各类论坛、学术研讨会等方式，有效进行线下的实践互动。

新一届领导集体，不辱使命，不负重托，使《民主与法制》杂志在短短的几年间实现了从黑白到彩色、从半月刊到旬刊再到周刊的成功蜕变。《民主与法制时报》也在不断摸索中找准了定位，在时政类新闻报纸行业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
除了杂志和报纸这两个重要支撑点以外，民主与法制社顺应时代潮流，积极抢占舆论阵地，立足自身特色，大力发展互联网信息平台建设。

其实，早在年，民主与法制网就已创建，但当时的网站只提供杂志电子版服务。直到年，成功改版为综合性新闻门户网站，实现了真正意义的互联网服务。在随后的几年，创建微博、